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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旅台灣同鄉聯誼總會

浙江與臺灣(十二、十三)

何有基

  會稽山、阿里山,山山相連;西子湖、日月潭,水水相通;浙江人、臺灣人,血脈相連,文化相通,自古以來一家親,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。在中國歷史長河裡,浙、台兩地乃至海峽兩岸有著上萬年的人文交流史,你來我往,相互扶持,共禦外敵,留下一個個感天動地的故事,一篇篇感人肺腑的華章。

十二、首任臺灣知府蔣毓英為建設寶島嘔心瀝血,離任時數千人「攀轅」相送;蔣知府編就第一部《臺灣府志》,自此臺灣步入有史時代
  西元一六八四年五月(康熙二十三年),清政府正式宣佈:臺灣「設一府三縣。臺灣府下設三縣:分原萬年州為臺灣、鳳山二縣,改舊天興州為諸羅縣。臺灣府治則設在東安坊(今台南市),以臺灣縣為附郭。澎湖設巡檢,置台廈兵備道(兼轄廈門)及總兵,隸福建省。」與此同時,規定「臺灣、澎湖設兵防守。設總兵官一員,水師副將一員,參將二員,兵八千,分為水陸八營,駐防臺灣。澎湖設副將一員,兵二千,分為二營。每營各設遊擊、守備、千總、把總等官。」自此,向世人宣告:臺灣隸屬清政府中央政權的管控之下。
  台廈兵備道道員,是臺灣品秩最高的文官(正四品),除了治理臺灣之外,也分管廈門。按照清制,道員的職權主要是糾舉下屬有無失職。但慮及臺灣地位特殊,道員又授予密奏、兵備歲科二試、督造水師戰船之權。
  知府,係僅次道員的臺灣高官,官價「從四品」,職權在於掌一府之政務,包括向下屬宣佈國家政令,徵收所屬府縣賦稅,考核下屬官吏及其審決訟案、稽察奸宄等。知府之下有同知、通判。知府衙門的內部組織機構主要由府堂、經歷司、司獄司等組成。臺灣是中國的門戶,海疆之重地,其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。經多方推薦、考察,時能守台者「非集公不可」。集公何許人也?他是浙江紹興人蔣毓英。
  蔣毓英(?—1707年),字集公,出生浙江紹興諸暨店口七里村(古稱蕺里村),祖籍錦州府。是清代首任臺灣知府,也是首部《臺灣府志》的編纂者。1679年(康熙十八年),蔣毓英出任福建泉州知府。任上,各項工作「遊刃有餘」,皇上特賜「一品服」予以褒獎。1684年,蔣毓英奉命由泉州府調任臺灣府,出任清治時期臺灣第一任知府。
  臺灣回歸,百廢待興。蔣毓英上任後,慮及臺灣府情況之特殊,隨即深入民間調查研究,並提出一整套治理台灣的方案,使府治運作漸入佳境。
  第一件事,劃定疆域,分級管理,充分發揮各級主管的積極性和創造力,為臺灣府的建設打下了扎實的基礎。
  遵照清廷在台設立一府三縣之規定,新設臺灣縣居中,所以又稱「中路」,縣境東到大山,西到大海,南到二層行溪的北支界鳳山縣,北到現在的鹽水鎮與諸羅縣為界。臺灣縣除管理本轄區之外,澎湖亦歸屬其管轄;鳳山縣在府治南方,稱為「南路」,縣界北以二層行溪與臺灣縣為鄰,南到現在的恒春貓鼻頭,東界山,西臨海,東北界諸羅縣;諸羅縣又稱「北路」,東繫大山,西抵大海,南與臺灣、鳳山二縣交鄰,北到大雞籠(今基隆市),宜蘭、花蓮、台東也劃歸諸羅縣管轄。
  當年,新任縣令有沈朝聘、陳瑸、季麒光等三人,依據府治相關規劃要求,結合所在轄區的實際情況,各展其才,皆取得良好政績。尤其是地廣人稀,境內大多為高山族同胞居住區的諸羅縣,政績更為亮麗。該縣縣令季麒光,在「安撫土番(高山族)、創立義學、賑恤窮黎……」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現。這裡除了季縣令本人的智商及努力外,或許還有浙江鄞縣人沈光文的協助。沈光文來台數十年,曾協助鄭成功趕走荷蘭殖民者,收復了臺灣。更為出色的是沈氏為中華文化紮根臺灣不遺餘力,業績斐然。沈光文當年定居諸羅目加溜灣,年七十有餘,與季麒光關係熱絡,皆為臺灣詩社的重要成員。
  據記載,季縣令對沈光文十分敬重,毎月都會帶上禮物上門探視,問寒問暖,請教治政之道。沈光文乃是出了名的臺灣通,對諸羅縣的情況了如指掌,在高山族同胞中享有很高的威望。季麒光初來諸羅時,人生地不熟,但有了沈光文這位高人的指點,辦事十分順利。
  第二件事,引進農業勞力,復耕復種,促進臺灣農業經濟的復甦與發展。
  回歸之初,為確保臺灣社會安寧,有大批鄭氏軍民需轉移到內地安置。一時間,臺灣漢族人口銳減,一些已開發的土地重新荒蕪。施琅在《壤地初闢疏》稱:一年內,從臺灣遷往大陸的人口「近有其半」。這是說從明鄭時期十多萬漢族人口中,遷居內地的高達5萬多人,以致臺灣出現「人去業荒」的景象。為此,蔣毓英通過各種管道及各類獎勵措施,在他任上頭年裡,即「招來大陸勞工計3550人」,各縣紛紛仿效。隨著大陸勞工來台,不但止住了土地拋荒,而且提高了臺灣人口的增長率。如1684—1782年間,全國人口平均增長率為1.276%,福建為0.817%,臺灣則為2.655%。之後,隨著閩、粵移民的大量湧入,為臺灣土地開發提供了最為重要的生產力,土地開發有「一日千里之勢」。
  第三件事,廣泛採用「輕租薄稅」政策,對現有耕地實行「相土定賦」措施,減輕雜役,促進海島農業經濟恢復與發展。
  蔣毓英深諳「為政之道,首重利民」的道理。因此,他在「輕租薄稅」政策上向「利民」傾斜,儘量減輕農民負擔。就以當時臺灣地租上說,遠較大陸各省為低,一般只占收成10%左右。農民除耕種地主土地之外,還可以私墾土地,收穫大都歸己,使耕者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。蔣知府對耕耘的土地,依據耕地土質肥瘦、水源遠近等要素,把土地分成若干等級,再來核定賦稅之輕重,儘量減輕耕者的負擔。對那些拋荒的土地,蔣毓英鼓勵當地農民或流民認耕復種,並按認耕之多寡,給於免稅或其他獎勵。由於採取了上述多種靈活舉措,使臺灣的農業經濟在較短時間內得以恢復,農民得了實惠,政府的稅收亦略有增長。如清初,臺灣一府三縣的正供雜稅,年收入為8.8萬多兩,軍政支出僅3.7萬兩,歲有盈餘。
  第四件事,積極推動兩岸(地)商貿往來,使臺灣「一府、二鹿、三艋舺」的商業中心格局初步形成。
  清初,中國東南沿海不寧,清政府在福建強推「遷界禁海」政策,使浙、閩與臺灣的百姓苦不堪言,經濟停滯不前。1683年,臺灣平定「海禁」得以解除,允許商民出海貿易,漁民出海捕魚。1684年,蔣毓英緊緊抓住這個有利時機,以府城台南(今台南市)為商業中心,開展對祖國大陸及日本、南洋的貿易活動。此時,台南既是臺灣的行政中心,也是商業中心,又是臺灣最早文化發祥地。它的周圍也是臺灣最早開發與經濟較發達的地區。人們從臺灣南北把糖、米、龍眼乾、薑黃、樟腦、硫磺、煤等產品集中到這裡,又把它輸往大陸;大陸的綢緞、絲線、紡葛、絹布、羅紗、棉花、藥材、煙、酒、茶、木材、石料、磚瓦、瓷器、紙張,還有雜貨也從這裡輸往臺灣各地。隨著商業的繁榮,並在台南商業中心的引領下,彰化鹿港鎮(又稱鹿子港)逐漸成為臺灣中部的貨物集散中心。艋舺(今臺北萬華,為古時萬舟雲集之地)也逐漸成為臺北盆地貨物的集散中心。由此,臺灣「一府二鹿三艋舺」三大商業中心格局初步形成。與此相對應的商埠不斷擴大,如臺灣與大陸的商貿已達福建的漳州、泉州、廈門、福州;浙江的寧波、紹興、溫州;廣東的汕頭、湛江;還有上海、蘇州、天津、煙臺、牛莊(營口)以及遠至關東等地。與此同時,臺灣對外貿易得到了迅猛地發展,台船每歲出入數千,貿易地區伸展到日本、呂宋諸國。
  第五件事,加強與高山族同胞的聯繫與溝通,努力維護其權益,盡快融入現代社會。
  隨著祖國大陸漢族人口不斷遷居臺灣,使臺灣社會的民族構成發生了深刻變化,即從原來清一色的高山一族,而成為以漢人為主體的多民族社會。經過漫長民族間的交流與融合,高山族中被漢化深者稱「熟番」,未漢化的稱「生番」。蔣毓英承明鄭之後,在各番社(主要是熟番區)設置土官,由高山族耆老公舉,再經官府認可產生,並由政府發給戳記,以約束「番眾」。各社又置通事,以疏通政府與原住民間的關係,傳達政令。
  後來,由於擴耕開荒,一些原住民的獵場被侵佔,引起漢、番間的矛盾。經過調解協商,雙方處得和解,漢人得到了耕地;先住民在得到補償的同時,還輸入犂耙鋤斧鐮刀等先進生產工具,並教以耕作方法和引水灌溉等生產技術,使農業增產增收。蔣毓英是位儒學大家,親捐俸祿,創辦義學,讓高山族孩童接受中華文化教育,背誦儒家經典,行文知禮,作字有法,參加科舉考試;提倡孝悌,規範民風民俗。通過上述的「撫番」政策,致使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出現居處、飲食、衣飾、婚嫁、喪葬、器用之類,半從漢俗,遵漢人禮儀的現象。由此,臺灣高山族融入民族大家庭的步子日益增大。
  第六件事,重視寶島文化建設,改建孔廟,編纂首部「臺灣府志」,臺灣自此步入有史時代。
  台南孔子廟是建於明鄭時期的1665年,為臺灣首座孔廟,它的建立標誌著儒學正式在臺灣紮根。建廟之初,僅有大成殿,用來祭祀孔子。1685年,在蔣毓英主持下對孔廟進行改建,增設明倫堂,作講學之用,為全台之首學。孔廟又稱「先師廟」,俗稱「文廟」。它不僅是紀念孔子的重要場所,也是臺灣第一所高等學府,成為臺灣教育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。
  西元1685年年底,恰逢清政府通令全國纂修地方誌,以備「一統志」的采輯彙編。於是,蔣毓英與諸羅縣令季麒光、鳳山縣令楊芳聲等合修《臺灣府志》。有道是方志為「博物之書」,「一方之全史」,其難度是不難想像的。首部《臺灣府志》(後人稱《蔣志》)初稿於第二年完成,幾經修改,遂呈送台廈道,此即後來康熙《福建通志》輔刻本的主要依據。僅一年時間,完成臺灣首部府志的編纂,效力可謂奇高。筆者並不懷疑蔣知府的領導組織能力,而是突然想起一個人來,他是蔣毓英的同鄉沈光文。沈光文時年七十又五,住諸羅目加溜灣,與該縣縣令季麒光是詩友,關係甚為親密。據說,季氏每月都會帶禮物上門探訪沈光文。季麒光是蔣毓英最得力的修志幹將,而沈光文是編纂臺灣地方誌最有發言權的重量級人物。至於沈、蔣有否被引見?沈光文的《臺灣賦》是否成為《臺灣府志》的藍本等,至今仍是個迷。然而,有隙去細察蔣毓英的《臺灣府志》,沈氏《臺灣賦》的影子隨處可見。難道這是巧合,還是沈、蔣「心有靈犀一點通」?《臺灣府志》成文後,未能及時刊刻,至1689年在蔣毓英調往大陸之後,由其眷屬在內地刊行。
  《蔣志》為綱目體,全書分:建制、山川、疆域、城池、祀典、戶役、田賦、學校、兵防、公署、職官、名宦、人物、方技、仙釋、遷寓、列女、土風、物產、卹政、古績、雜記、外島24卷。該志書的刊行,為後人瞭解當時臺灣社會、經濟、文化及民俗風情提供了翔實的歷史資料,為探討兩岸(地)史提供了可靠的歷史依據。蔣毓英的《臺灣府志》在臺灣文化史乃至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不朽的篇章。
  蔣毓英在臺灣只短短的四五年,但在當地老百姓心中卻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。
  1687年,蔣毓英任滿將升任湖廣郵鹺道。消息一經傳開,讓「台人士惶惶若失,涉大洋反復懇求大吏告留,大吏特疏奏請予留一年。去之日,攀轅走數十里,送者至數千人,……」由此,蔣毓英與臺灣同胞間的「魚水之情」可見一斑。連橫在《臺灣通史》中稱蔣毓英為「一代良吏也」。時至今日,在台南仍有一方刻著「臺灣郡侯蔣公去思碑記」古跡留存,足見蔣毓英在台影響之久遠矣!

十三、清代:郁永河入台涉險探硫穴,開啟兩岸(地)共同採礦之先河;以親歷寫就《裨海紀遊》,玉成滄浪纂寫臺灣遊記第一人。
  郁永河,字滄浪,浙江仁和(今杭州市)人。關於郁永河的籍貫,歷來有不同的說法,如連雅堂作「仁和」,清道光十三年吳江沈氏世楷堂刊本作「錢塘」。此外,還有武陵、武林之說。方豪(浙江紹興人)認為武陵是武林之誤。而武林、錢塘、仁和均為杭州的舊稱。其生卒年,無明確記載。然郁氏於1697年(康熙三十六年)赴台則無庸置疑。他說:「余以斑白之年,高堂有母,寧遂忘臨履之戒,以久處危亡之地乎。」方豪依此推測郁永河赴台時,「至少也是五十以上,將近六十,或甚至是已過六十的人」;費海璣則明白地指出:「郁氏撰裨海紀遊的時候年齡是五十三……」,此說亦缺證據。
  但從上述推論中,可得出郁氏出生大概時間為清崇德末年或順治初年,約在1644年前後。郁永河為清代著名探險家、旅遊家、地理學家。郁氏性喜遠遊,不避險阻,自謂「遊不險不奇,趣不惡不快」,1697年的臺灣之行,正是此種精神的具體體現。郁永河自福州出發,南下經廈門,渡臺灣海峽,由台南至臺北,從淡水河坐船進入臺北盆地,到大屯山麓北投一帶採辦硫磺的經過。郁氏撰寫的《裨海紀遊》,又名《採礦日記》,是一部有關臺灣最重要的行役記,對當時臺灣情況,特別是原住民高山族的生活和風俗習慣,都作了極有價值的記錄。

  第一、郁永河備嘗艱辛深入臺地探硫穴,兩岸(地)同胞協作在台採礦由此開啟。
1、臺灣行之緣起。
  早在1691年,郁永河離浙入閩,出任福建同知王仲千的幕僚。在此期間,他遊遍八閩(即八府)大地,唯有當時新歸屬福建的臺灣府尚未涉足,頗感惋惜。1696年(康熙三十五年)冬,榕城火藥庫失火,五十餘萬斤火藥毀於一旦。按清制規定,損失的火藥需由地方當局補償。但福建不產製造火藥的硫磺,聽說臺灣淡水、北投一帶產硫,於是火藥庫主管王仲千急需派人入臺地採集硫磺,然應者寥寥。而此時的郁永河感嘆説:「臺灣已入(中國)版圖,乃不得一覽其概,以為未慊。」於是,乘機自告奮勇承擔赴台採硫的重任,以了臺灣行之心願。
2、勇闖「黑水溝」。
  1697年(康熙三十六年)春,郁永河與助手王雲森等人結伴由福州馬尾港乘船至廈門,接著換乘海船橫渡海峽。郁永河一行途經金門,勇闖波濤洶湧的「黑水溝」,至澎湖。臺灣海道,唯「黑水溝」為最險。自北流南約百里,尚不知源出何處?郁永河〈渡黑水溝〉詩云:「浩蕩孤帆入杳冥,碧空無際漾浮萍。風翻駭浪千山白,水接遙天一線青。回首中原飛野馬,揚舲萬里指晨星。扶搖乍徙非難事,莫訝莊生語不經。」黑水溝之險可見一斑。據傳,當年浙江紹興一帶的越人,從寧波出海之後,即憑藉由北南流「黑水溝」之海流,再經澎湖走臺灣的。澎湖有六十四島澳,在煙波縹緲間彼此相望。澳有大小,居民有眾寡,然皆以海為田,以魚為糧。自唐代浙江人施肩吾率族人來開發澎湖已有八百餘年,海島有了很大變化,居民人口大幅增長,光在島駐軍達二千多人。住民臨水為室,潮至,入人室中,即官署不免。郁永河在澎湖稍作休整,船繼續往東南行駛。舟船的勞累自不細述,作為在錢塘江畔長大的郁永河,深知錢塘潮的脾性,而對海浪的瞭解且十分膚淺。郁永河曾多次暈船、嘔吐,苦不堪言。然而,其心境十分坦然,對寶島臺灣充滿著浪漫的憧憬,有〈舟中夜坐〉詩為證:「東望扶桑好問津,珠宮璿室俯為鄰。波濤靜息魚龍夜,參鬥橫陳海宇春。似向遙天飄一葉,還從明鏡渡纖塵。閑吟抱膝檣烏下,薄露冷然已濕茵。」據當時清政府的規定,福建廈門與臺灣鹿耳門為對渡正口,船繼續向鹿耳門進發。在此航線上,有各種往來於閩、台商船及漁船,白帆點點,一路不為寂莫。
3、府城台南「備戰」。
  鹿耳門,為臺灣府城(今台南)門戶,航道迂迴曲折,又多淺灘,一般海船不便進入。郁永河換小舟,登府城台南。臺灣府城,位於清初設置的臺灣縣,轄區為今台南市的南部與高雄市北部的部分區域。府城是台島最早的城市,也是最大的城市,一直是臺灣知府所在地。郁永河為北上採硫,開始在台南招募採礦工人,購買糧食、布匹、器材及運輸船舶等應用物資。儘管當地官員如參軍尹複、鳳山尉戚嘉燦皆為浙江同鄉,曾多次勸告說:「雞籠、淡水一帶水土險惡,榛莽未闢,不用說你這個文弱書生,就是健壯的兵丁、僕役都害怕前去。還是派手下人去,你就在府城坐鎮指揮為好。」郁永河婉言謝道:「這次採硫關係重大,要用幾百勞力,如果不親自督陣,出了事會給地方帶來麻煩。既受人之托,怎能臨事畏葸不前?」尹、戚等同鄉見勸不動,只好以丸散藥及解毒辟癘諸方相贈,道「珍重」再三。經二個來月的準備,郁永河率領五十多名員工於農曆四月初七,從台南出發前往屬臺北淡水廳(今新竹)掌管的北投硫礦產地。
4、南北千里之行。
  從台南至臺北,有旱路、水路各一條。郁永河為觀賞一路景物,則帶著工人乘坐牛車走旱路;助手王雲森等則帶著相關物資乘船沿海岸線北上走水路。康熙三十六年是臺灣回歸第十四個年頭,臺灣南部變化較大,而北部的原始景觀改變仍然有限。一路上,郁永河飽覽沿途的自然風光,以及目睹散落在山川間高山族聚落的奇特風貌。那條由台南通往臺北的「牛車路」,彎曲不平,時連時斷,讓旅人吃盡了苦頭。郁永河一行,先後渡過九十六條大小溪水,以及數不清的深溝巨壑,就算是走在沿海平原上,那高及頭頂的野草也讓人寸步難行。牛車行駛其中,如同在溝底行走,芒草割得臉疼,又有蚊蟲叮咬,長途的旅行令人疲勞困頓至極。在行至新竹的竹塹社和桃園的南崁社時,郁永河沒有見到任何人煙和開發的跡象,卻遇到了成群的麋、鹿等動物。在南崁社更是披荊斬棘,衣服鞋子全都劃破,傷痕累累。從南崁社翻過一座小山,又沿著海岸前行,終於到達淡水河口西南的八里。從八里沿著淡水河乘獨木舟進入臺北盆地,渡過水道狹窄的關渡後,水面突然寬闊,出現一處大湖。原來,這裡在三年前剛剛歷經著名的「康熙大地震」,盆地西北半部在地震中陷落成為大湖。湖面浩渺無涯,原居住這裡的山胞早已遷走,湖面淺處,依稀還能看到一些樹梢。經過二十多天的長途跋涉,郁永河一行終於來到北投硫磺礦區。然而,在這裡面對的環境是一片未被開拓的原生態景象。
5、歷險探「硫穴」。
  郁永河在關渡(舊稱「甘答門」)附近,尋得一處原高山族泰雅人廢棄茅棚二十餘間,稍作整修後住了下來。為查清硫礦狀況,郁永河乘坐泰雅人駕駛的「莽葛」(獨木舟),並在他們的引導下,走了數公里,方抵達硫磺谷(今陽明山地質景觀區)。谷中彌漫著濃烈的硫磺氣味,令人心悸。周圍草木不生,地熱如灸。而越是靠近礦穴,就越能感受到裡面噴發而出的硫磺毒氣。《裨海紀遊》寫道:「蓋周廣百畝間,實一大沸鑊,余身乃行鑊蓋上,所賴以不陷者,熱氣鼓之耳。右旁巨石間,一穴獨大,思巨石無陷理,乃即石上俯瞰之,穴中毒陷撲人,目不能視,觸腦欲裂,急退百步乃止。左旁一溪,聲如倒峽,即沸泉所出源也。」郁永河冒險探硫穴的行動,正是他「遊不險不奇,趣不惡不快」思想指導下的生動體現。
6、有志者事竟成。
  五月,在郁永河到達臺北採礦駐地的第三天,王雲森水路一行才遲遲前來會齊。原本走水路,可以提前來到目的地的。然而,走水程遇上了颱風,不但船隻貨物受損,而且耽擱了不少時日。隨著煉硫設備的到達,郁永河開始埋鍋砌灶,採礦煉硫。由於人手不足,郁永河就近邀來泰雅人淡水總社所轄二十三個分社的土官,用酒和糖果款待,並贈給每人布一丈,請他們幫忙收集硫土。據事先約定,泰雅人每交一筐硫土,換得布七尺。數日後,泰雅人紛紛將採挖來的硫土,用莽葛運送到煉硫基地。郁永河對每位送交一筐硫土(約二百七、八十斤)的人,贈以棉布七尺,多送多贈。對此種物物交換的方式,泰雅人非常歡迎,礦土源源不斷地向工地送來。
  郁永河讓工匠將硫土搗碎、曬乾,隨後放入大鍋加油熬煉,煉硫工作進展順利。由於水土不服,工匠、僕役等生病的日漸增多,王雲森又染上痢疾,郁永河只得讓他們乘船返回台南。最後,只剩下他自己和個別工匠視事。郁永河以堅韌不拔的毅力和義無反顧的精神,在當地泰雅人的協助下,繼續煉硫。到了十月中旬,郁永河終於完成了煉硫的任務,並由淡水乘船直接返回福州,圓滿地交了差事。

  第二、郁永河以切身經歷寫就《裨海紀遊》,是一部具有多方面價值的歷史文獻,為後人探究兩岸(地)史開啟便捷之門。
  郁永河撰寫的《裨海紀遊》,是我國最好的大遊記之一,可與《徐霞客遊記》相媲美。徐霞客是我國歷史上少數訪問少數民族的旅行家之一,而郁永河亦具有同樣的特色。就郁永河對臺灣高山族的瞭解,顯得更為深入,更加真切,更具詩意。臺灣史學家詹素娟在《郁永河裨海紀遊研究》一文說:「《裨海紀遊》當中佔有比重相當大的部分,是陳述臺灣平埔族群(即高山族被漢化的那部分)的論述。」因此,「《裨海紀遊》是記載或研究臺灣的工作者必定會加以引用的文獻。」郁氏的《裨海紀遊》共三卷,並附有〈鄭氏逸事〉、〈番境補遺〉、〈海上紀略〉、〈宇內形勢〉各一卷。這部著作不是單純地記述採硫之經過,而是對臺灣的歷史變遷,山川形勢,氣候特徵,物產及民俗風情都作了翔實生動的描繪與記錄。與此同時,這部著作對中國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、通往各地的航線,以及歐洲、東南亞、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政治、地理情況都有記述。由此足見,此書是一部具有多方面價值的歷史文獻。
1、《裨海紀游》對當年的「棄台」論者進行無情的批判與鞭撻。
  清康熙年間,隨著臺灣的回歸,國家實現了完全統一。然而,清廷內部對臺灣的「棄」與「留」仍有兩種對立的觀點。棄台論者認為,臺灣乃「海外丸泥,不足為中國加廣。裸體文身之番,不足與共守。日費天府金錢於無益,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。」還有人竟然荒唐地提出,要把地出租給荷蘭等殖民者;而留台論者則認為,臺灣是我國東南的屏障,祖國的寶島,棄之是「開門揖盜」,引狼入室,讓自己的同胞遭「外人」欺凌而不顧,其行為是何等地「冷血」與「不智」。郁永河針對棄台論者的奇談怪論,以他在台所見所聞據理批駁道:「茲地自鄭氏佔據至今,民間積貯有年矣。王師克台,倒戈歸誠,不煩攻圍,不經焚掠。蕩平之後,三邑丁賦就地放給外,藩庫又歲發十四萬有奇,以給兵餉。兵丁一人,歲得十二兩,以之充膳、製衣履,猶慮不敷,甯有餘蓄?蓋皆散在民間矣。」郁永河還說,臺灣「植蔗為糖,歲產二三十萬,商舶購之,以貿日本、呂宋諸國。又米、穀、麻、豆、鹿皮、鹿脯,運之四方者十餘萬。是臺灣一區,歲入財賦五六十萬。自康熙癸亥削平以來,十五六年間,總計不下千萬。入多而出少,較之內地州縣錢糧,悉輸大部,有去無回者,安得不彼日瘠而此日腴乎?又台土宜稼,收穫倍增,治田千畝,給數萬人,日食有餘。為賈販通外洋諸國,則財用不匱。」郁永河疾呼道:「不知我棄之,人必取之;我能徙之,彼不難移民以實之」。最後,郁永河歷數外國殖民者覬覦臺灣的種種事實,指出放棄臺灣無異「自懷藩籬,以資寇巢」。這種敏銳的戰略目光,足以顯示出郁永河卓越的政治遠見,其所持的地理觀和海防、憂患意識至今可警醒世人。
2、郁永河對高山族同胞的處境與現狀寄與深切地同情和理解。
  在〈裨海紀遊〉中,郁永河對高山族同胞的生活習俗、外貌特徵乃至婚姻制度各種細節都作了詳細記載。不是為獵奇,而是藉以寄託對同胞現狀的理解與關切。郁氏認為,臺灣今天的落後面貌是暫時的,是可以改變的,關鍵是要加強教育與引導。郁永河說:只要「化以禮義,風以詩書,教以蓄有備無之道,制以衣服、飲食、冠婚、喪祭之禮,使咸知愛親、敬長、尊君、親上、啟發樂生之心,潛消頑憝之性,遠在百年,近則三十年,將見風俗改觀率循禮教,寧與中國之民有以異乎?」文中舉例說:「古稱荊蠻斷髮文身之俗,乃在吳越近地,今且蔚為人文淵藪。」由此,郁永河對臺灣的前途充滿著期望。另外,郁永河對臺灣的「土官制度」與滇廣作了比對,他說:臺灣高山族「社有大小,戶口有眾寡,皆推一二人為土官。其居室、飲食、力作,皆與眾等,無一毫加於眾番。不是滇廣土官,征賦稅,操殺奪,擁兵自衛者比。」說明臺灣的土官制優於內地。郁氏目睹山胞遭受某些「通事」、社商的欺壓,忿忿不平,稱這些人為「社棍」,是惡勢力「幫兇」。郁氏對臺灣先住民遭受荷蘭殖民者的掠奪與盤剝,更有切膚之痛。所以,郁永河感慨地說:「舉世所當哀矜者,莫番人若矣。」

  第三、郁永河的篇篇〈土番竹枝詞〉,真切地記錄臺灣高山族的風土人情。
  郁永河在不到一年的臺地苦旅中,讓他終身難忘的一路「荒煙蠻雨」之外,沿途遇到土番(高山族)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清治台之初,在對台土地的開拓,大都集中在嘉南平原南部和高雄平原的北部,而西部沿海平原和北部盆地則主要居住著高山族的部落。這些住民,有的居於平地,有的則住在大山之中,並有著各自大小不等的部落,被稱為「番社」。居住平地的土番(又稱熟番),需向轄區官府繳納賦稅、服徭役;而居於山中的土番(又稱生番),只需服徭役。郁永河在旅途中,詳細地記錄了沿途所見24個番社的名稱,如鳳山縣共有11社,分別為:上淡水、下淡水、力力、茄藤、放索、大澤磯、啞猴、答樓8個平地番社,以及茄洛堂、浪嶠、卑馬南3個山中番社。而北部的諸羅縣則有近280個番社,光是參加這次採硫活動的番社有23個之多。這裡所指的淡水土番,是指古代越人東渡時最早來台定居的泰雅人。郁永河在撰寫的24首〈土番竹枝詞〉中,每首詞都包含著一個個鮮活高山族同胞的故事,一幅幅臺灣原住民最為真實的畫面。今擇其中一二,並作簡要地解讀:
1、〈土番竹枝詞〉云:「生來曾不識衣衫,裸體年年耐歲寒。犢鼻也知難免俗,烏青三尺是圍闌。」這首詞是說高山族泰雅人「衣裳」的故事。
  約在六千年前,浙江紹興一帶的越族先民首次東渡來台,登陸於今臺北一個叫「艋舺」的地方。歷經千百年的繁衍與生息,今散居在臺北山地泰雅人聚落區內。泰雅人,是高山族中運動能力最強的一個族群,至今居住地橫跨北臺灣八個縣境,從海拔2000米到數十米都是他們的居住處。在郁永河來臺北淡水開採硫礦時,他們分居於臺北盆地及西海岸平原。因臺灣氣候要比浙江暖和等諸多因素,造成泰雅人重裝飾而輕衣衫的特性。平時,其衣衫簡單,勞動時竟以三尺黑(烏)布圍住下體。郁永河來台採硫正值盛夏時分,泰雅男女划著獨木舟送來硫礦石,「烏青三尺是圍闌」的裝束正合時宜。其實,泰雅人是高山族中傳承越人紡織技能最為成熟的一個族群,素有「紡織能手」之譽。該族產出的工藝品——珠衣(又稱貝衣),即古書〈禹貢〉篇所說的「織貝」。貝衣以麻布為襯底,用成千上萬顆貝珠織成一件衣裳,俗稱「貝珠衣」。這種貝珠衣正是當年臺灣進貢大陸王朝的「貢品」。據說,中央民族大學博物館保存了一件泰雅族人的珠衣,「它共使用了貝珠8萬多顆,令人歎為觀止。」泰雅人逢年過節穿衣服十分講究,要加上許多裝飾品。有冠飾、額飾、耳飾、頸飾、胸飾、腕飾、腰飾、腿飾等。其飾物既為美觀,又為表示身份地位。由此可見,郁永河見到的泰雅人之服式是勞動場面上的服裝,而其節假日之盛裝,郁氏是無緣一飽眼福。
2、〈土番竹枝詞〉云:「夫攜弓矢婦鋤耰(耰:為古代的一種農具,作翻土、蓋土之用),無褐無衣不解愁。番罽(罽:即氊子)一圍聊蔽體,雨來還有鹿皮兜。」又云:「種秫秋來甫入場,舉家為計一年糧。餘皆釀酒呼群輩,共罄平原十日殤。」這兩首竹枝詞是說泰雅人「男獵女耕」簡樸的傳統生活及釀酒趣事。
  郁永河來臺北開採硫礦時,泰雅人過著「夫攜弓矢婦鋤耰」自給自足的傳統漁獵農耕生活。打獵是泰雅男子的重要工作,是取得食物的重要途徑,而捕魚作為獲取食物的補充來源。打獵不讓婦女參與,而十歲以上的男孩就要隨父兄參加圍獵活動,學習打獵技術,直到他們捕到第一頭野獸,才被公認為獵人。由此,泰雅人打獵除了取得獵物供應生活所需之外,很明顯還有一種對男孩進行「實兵演習」的作用。泰雅婦女從事的農業大都是山田燒墾,也就是古代的「刀耕火種」。她們選擇適當的坡地,除去樹木雜草,曬乾後加以焚燒。接著,用「耰」翻地、平整後,即可種植,不必施肥。幾年後,地力用盡,則暫作休耕,另闢新地,以後再來。則一休一耕,成了自然形成的「輪作制」。
  隨著獵物的減少,打獵的重要性逐漸讓位給農業,今天泰雅人的生產勞動就逐步改變為「男耕女織」或「共同耕作」的方式。在農業勞動中,男子擔任粗重的農活,婦女承擔細巧的活兒。在宜蘭縣南澳一帶的泰雅人,還有種植水稻的傳統。於是農耕事改由男子承擔,家庭分工也變成了「男耕女織」。泰雅人以粟、番薯、芋頭為主食,獸肉、溪魚、野菜為副食。一年打下來的糧食,除留足全家口糧外,餘皆安排釀酒用糧。釀酒是古越人的傳統手藝,他們來台後就把酒文化傳播到寶島。因此,釀酒對於泰雅婦女而言是「小菜一碟」,輕車熟路。郁永河〈土番竹枝詞〉對此有十分形象的描述,其詞云:「誰道番姬巧解釀,自將生米嚼成漿;竹筒為甕床頭掛,客至開筒勸客嘗。」泰雅人每逢祭日、婚嫁、迎賓客及生老病死等重要場合都離不開酒。泰雅人飲酒之前,皆先敬祖靈。好的食物,先給老人和小孩,保持著古越人「尊老愛幼」的傳統習俗。
3、〈土番竹枝詞〉云:「文身舊俗是雕青,背上盤旋鳥翼形。一變又為文豹鞟,蛇神牛鬼共猙獰。」又云:「胸背斕斑直到腰,爭誇錯錦勝鮫綃。冰肌玉腕都文遍,只有雙蛾不解描。」此竹枝詞說的是舊俗「文身」的故事。
  「斷髮文身」是古代越人的外部特徵,更是一種傳統的習俗。越人來台儘管已有數千年的歷史,但其後裔泰雅人對此舊俗是代代相傳。文身亦稱「雕青」、「雕題」,故臺灣高山族在我國歷史上有「雕題族」之謂。文身,對於泰雅人而言,既是一種外表特徵,也是成年的一個標誌。成人禮,大都在結婚前舉行。男子文身,用針在肩背、胸膛、手臂、兩腋刺花。而女子則用針刺面頰、兩腮。文身,還有顯示男子的勇武與健美。在臺灣高山族中,「各族群有自己的傳統文身花紋,不能隨便亂刺,如泰雅人和賽夏人,以刺於額、頰部為特徵。酋長與一般氏族成員之間,文身花紋也有區別,如人形花紋最尊貴,只有酋長才能刺。」隨著時間的推移,文身的習俗日漸淡出了生活。今日臺灣青年的文身,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「文身」了。
4、〈土番竹枝詞〉云:「男兒待字早離娘,有子成童任遠颺。不重生男重生女,家園原不與兒郎。」又云:「女兒才到破瓜時,阿母忙為構室居。吹得鼻簫能合調,任教自擇可人兒。」「只須嬌女得歡心,那見堂開孔雀屏。既得歡心才挽手,更加鑿齒締姻盟。」上述竹枝詞主要描述泰雅男女青年婚姻禮俗的故事。
  當時的泰雅社會,是父系制,雖重男而不輕女。男女婚前可以自由戀愛,但不能有「越規」的行為。泰雅男女到了一定的年齡段必須離開父母,男孩子進「男子會所」,過集體生活;而女孩子則單獨住在由「阿母構築」的居室裡。此時,男青年會聚集在女青年的住房樓下,他們唱起動聽的情歌,或吹起悠揚的鼻笛,以博得女子的歡心。如其中一男子的鼻笛聲獲得女子認可,「既得歡心才挽手,更加鑿齒締姻盟。」一對男女青年相會在繡樓下,相互交換「鑿齒」,以締結「秦晉之好」。鑿齒,是古越人的又一種習俗。包括泰雅人在內的臺灣高山族同胞大都傳承了這一習俗,如泰雅、賽夏、鄒、布農等族群十分盛行。拔牙年齡一般在八九歲到十二三歲之間,最晚十六歲以前。拔牙,據說是為了「美觀」,認為把門牙旁的犬齒鑿下來,談笑時從其空隙處能隱約看到紅舌可增加美感,顯得更加可愛。後來,男女青年把鑿下來的「犬齒」作為信物,互相贈送,表示終身忠於對方。結婚還得雙方家長的同意,由男方請媒人向女家求婚,結婚聘禮用貝幣、珠衣珠裙、布匹等。送聘禮那天,由媒人主持,雙方家長舉行有趣的「水誓」。媒人手持一瓢水向神祈禱,雙方主婚人用食指浸入水中表示不會後悔。至次日,迎親,歡宴賓客,婚禮即成。
5、〈土番竹枝詞〉云:「莽葛元來是小舠,刳將獨木似浮瓢;明月海澨歌如沸,知是番兒夜弄潮。」這首竹枝詞,說的是泰雅人月夜海邊捕魚的故事。
  明月之夜,詞人郁永河目睹泰雅人在臺北淡水河上,划著獨木舟,唱著悅耳的歌,拉起圍網進行夜捕的歡樂場景。作者有感而發,得「莽葛」竹枝詞一首。「莽葛」,即獨木舟,其形似刀。它是早年泰雅人的捕魚及水運工具。今臺北龍山寺所在地萬華,古稱「艋舺」,曾經是千百艘獨木舟齊集的熱鬧碼頭。後來,隨著大陸漢人的不斷遷入,泰雅人逐步向山地及大山深處轉移,與大海漸離漸遠。為此,獨木舟、漁事等淡出人們的生活,漸漸為大家所遺忘。所以,獨木舟之類的名詞很少在臺灣地區顯現,而在詩詞中,莽葛、艋舺之稱謂更是難覓蹤跡。郁永河這首「莽葛」竹枝詞,確實使人眼前一亮,珍貴無比,至少有以下三點啟示:其一,為古代越人駕馭獨木舟橫渡海峽找到了實物證據——莽葛,其登陸地點為今臺北稱「艋舺」的地方。與此同時,越人把船文化,即造船工具石錛及造船術一起傳播到臺灣。其二,越人入台後,即高山族泰雅人開始在臺灣西海岸河谷盆地及丘陵地帶落腳,獨木舟在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,人們駕起獨木舟在海邊、河湖濕地裡捕魚,河谷盆地裡種植莊稼,上山打獵和採摘瓜果等,過著漁獵農耕生活。其三,獨木舟淡出泰雅人生活的主要原因是該族群生活環境的改變,從沿江平地轉向丘陵山地,並由漁獵逐漸向農耕生活過度。
  郁永河,連橫《臺灣通史》有傳。

(何有基/紹興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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