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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淡山水旅遊詩詞的時代作用與社會價值

張 嶽

  山水旅遊詩詞源遠流長,它是中華詩詞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。

  傳說的古謠:“吾王不遊,吾何以休。吾王不豫,吾何以助。一遊一豫,為諸侯度。”是追記夏禹時代的情況。古代春行曰遊,秋行曰豫。道家書有託名孔子記述的《洞庭童謠》“吳王出遊觀震湖”之歌。比較確切的是戰國時代的《穆天子傳》中記載西王母對周穆王唱起了“白雲在天,山陵自出,道裏悠遠,山川間之”之歌詠。古人在征旅漫遊,甚至在流放中作詩,不僅是寄情山水,而且還詠懷言志,採集這種詩可以洞察民情,瞭解民風。無論是《詩經》中的“昔我往矣,楊柳依依;今我來思,雨雪霏霏”,還是屈原的《涉江》、《哀郢》,莫不如此。詩歌真正起到了它應有的作用。這種詩,因而被後人稱之為“中國最真的詩”!

  山水旅遊詩,發端於春秋戰國以前,漢魏六朝時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。漢初,枚乘雖寫了《七發》,有“觀濤”之作,但它畢竟還是一種賦體文章,不如樂府歌辭來得豐富多彩。魏武帝曹操寫了《觀滄海》,有道:“東臨碣石,以觀滄海。水何淡淡,山島竦峙。樹木叢生,百草豐茂。秋風蕭瑟,洪波湧起……”山水旅遊詩才可說臻於成熟。但山水旅遊詩派的確立,還要數南朝時的康樂公謝靈運了。謝康樂一生在王朝與世族的爭鬥中頻遭顛躓,他出守既不得志,遂肆意遨遊,曾尋山陟嶺,伐木開徑,登廬山,入彭蠡,赴會稽,馳臨海,遊永嘉,到雁蕩,所至之處輒為吟詠。他所寫的山水旅遊詩“情必極貌以寫物,辭必窮力而追新”,十分注重作品的形象性,生動地描繪出自然界的真美,給人以清新幽雅的感覺。他的:“野曠沙岸淨,天高秋月明”就是觀景的佳作;《歲暮》:“殷憂不能寐,苦此夜難頹。明月照積雪,朔風勁且哀……”亦是借景抒懷之傑作,他無愧被稱為山水旅遊詩派的一代宗師。他與田園隱逸派的陶淵明一樣,主要的功績在於:打破並取代了那種理過其辭,淡乎寡味,稱霸文壇百年之久的“玄言詩”。這對推動當時詩歌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,也對唐、宋兩代及以後的作家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。

  唐宋時期無論是在經濟發展的鼎盛年代,或是在戰亂頻生的動蕩歲月,山水旅遊詩詞頻見於登臨覽勝、征行羈旅、出仕宦遊、被貶流放、吊古傷時之中。盡管每個作者的遭遇迥異,但有一點相同之處,都是得力于“江山之助”,才寫出了不少優秀作品。其間詩歌發展的“流”,更廣於“源”,已成為滔滔奔騰之勢的一大流派。試看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蘇軾、王安石、陸游、辛棄疾等,誰不是“宦遊人”,誰不是“旅行家”?他們都寫過許多膾炙人口的山水旅遊詩詞,有李白的“飛流直下三千尺”,也有杜甫的“會當淩絕頂,壹覽眾山小”;有蘇軾的“不識廬山真面目”,也有陸游的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;有王安石的“登臨送目”,也有辛棄疾的“何處望神州”,如是等等,不勝枚舉。他們把寫景、抒情甚至說理,融為一氣,形成一幅幅燦爛的畫面,成為詩群高峰。宋代的洪適曾說過:“登臨自有江山助”,這話不無道理。我國到處有名山勝水,這大好河山,確實養育了不少著名的詩人,為詩人們提供了豐富的素材養料。但反過來,好些秀麗山川,也正是憑詩人的名篇佳作,增添了不少的光彩。如蘇州的寒山寺,如沒有唐代詩人張繼的《楓橋夜泊》,恐怕很難聲名遠播,這是典型的“物以詩名”。詩人多得益于“江山之助”而能為生許多好詩,江山又多得益於“詩人之助”,能獨揚其名;可見江山與人文之間的相互影響、互補發展往往集中體現在山水旅遊詩詞的巨大作用之中。這就是優秀的山水旅遊詩詞所蘊藏著的一種社會價值。

  在歷代詩人的集子中保留了大量的山水旅遊之作,可見山水紀遊是一個永恆的詩題。當今,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社會的不斷進步,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已經逐漸發生變化。繼旅遊事業的蓬勃興起,山水旅遊詩詞的需要也日益擴大。現在它不僅是人們的一種精神產品,還可以轉化為巨大的物質財富。旅遊與文化資源的同時開發,有不可估量的社會經濟效益。有人說:“二十一世紀是‘開辟生機’與‘歸根傳統’的時代”,這話很有見地。山水旅遊已由一種嶄新的生活方式出現在我們的社會之中,而中華民族那種特有的傳統文化--山水旅遊詩詞,也勢必將以一種全新的面貌出現在我們這一時代,成為社會高度文明的一種產物。

(張 嶽/溫嶺市詩詞協會主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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