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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謂管理的真義,乃在於使人們有能力實現公益,有助於建立一個運作健全的社會,這必須建立在正直、誠實和信任等深層的價值觀上。

  在當今社會,說到「管理」,應該沒有人會否認它的重要性,坊間有關管理類書籍一般都陳列在顯著位置,也反映市場對於管理知識的普遍需求。然而,對於「什麼是管理?」這一問題,人們似乎存在不同理解和期待;事實上,在管理類暢銷書中,竟然就有採用這一問題作為書名的。

  最常見的一種誤解,就是將「管理」(management)等同於「管制」(regu1ation):譬如有關兩岸政策,企業界就對於政府所標榜的「積極管理」或「有效管理」困擾不已;因為不管用的是「積極」或「有效」,所指的都是「管制」,也就是貫徹由上而下的權威,這顯然和「管理」的真意背道而馳。

  其次,在於管理的目的或功能方面,可能出現有3個層次的理解:第一個層次 --也代表最普遍的一個層次--認為管理是為達成營利的目的;第二個層次,認為管理代表一種方法或途徑,可用於達成任何目的,其為善為惡,取決於持之于何人之手,也就是所謂的「統理」(governance)問題;第三個層次,認為管理不是中性的,有其實質上的意義和功能,不符合這種意義和功能的,應該摒除於管理範疇之外。在這種意義下的管理,隨著近年政府或企業之弊案連連,逐漸浮出臺面,似有蔚成主流之勢。

  最早提出這種管理觀念的代表性人物,是已經辭世的杜拉克先生。人稱「管理大師中的大師」,真正關心的是人類社會福祉的增進;據他自稱,初到美國時最盼望研究的,既不是企業,也不是管理,而是美國這種工業社會的政治和社會結構。在這個層次上,他和較他早一個世紀的法國政治學者托克威爾(Alexis Tocqueville, 1805-1859)極為相似。然而在此以後,他對於美國社會的診斷以及注意焦點卻和托氏分道揚鑣了。

  基本上,杜拉克認為,在一個機構性社會中,社會的進步有賴於某些機構的健全運作。此時人們首先考慮到的,當然是政府,然而在杜拉克眼中,「現在的政府是大,但不是有效能」,這種政府「讓國家付出鉅額成本,卻沒有什麼績效」;更重要的,「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,現在人民越來越不相信政府,對政府越來越失望」,他的診斷是:「就在我們需要一個強勢、健全、有活力政府的時候,政府卻病了。」

  他之所以採取如此強烈的觀點,和他當年離開歐陸遠到美國的背景有極大的關係,他看到了當時兩個左右的極端政權,不但未能對改進社會有貢獻,反而濫用權力殘害生靈,然而,他對於政府效能的這種論斷,直到目前愈加明顯;一個重要的原因是,政府所想到和所做的,乃是管制,而非管理。

  接著杜拉克寄希望於企業能在未來社會中扮演一個主要建設性角色。在他《全新的社會》(1950)那本書提及。然而,當他觀察到,企業在股市和輿論雙重壓力下,只求本身成長和盈利,喪失了應有的社會價值。加上近年爆發之企業弊案,使他對企業也喪失了信心。這說明了,何以他在晚年特別強調「非營利組織」的重要性,希望經由這種建立在理想和願景上的自主性機構,發揮「承擔社會任務,也限制了國家權力」的功能。在這方面,他讚揚許多非營利組織在管理上的表現,可以作為企業學習的物件。同時顯示了管理是可以和「營利」分開的重要意義。

  在此所謂「管理」的真正意義,乃在於使人們有能力實現「公益」(common good)--也就是有助於建立一個「運作健全的社會」。但是這種管理必須建立在某些深層的價值觀念上,如正直、誠實和信任,既非管制,也非營利。說真的,管理不是一種經濟性或技術性的理性活動,而有其積極正面和有價值的生命。

  個人四十多年來,一直在管理這個領域從事教學、研究以及實務工作,愈來愈感受到,管理的真正價值誠如杜拉克所言--乃有助於社會的健全化。

  榮獲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的穆罕默德•尤努斯(Muhammad Yunus),在孟加拉創設「鄉村銀行」,和一般銀行不同,乃是以幫助窮人自力更生為職志。據瞭解,當這家銀行於1976年創設時,資本只有二十七美元,但是到目前為止,已貸放微型貨額高達五十七億美元。在這家銀行的協助下,使無數原屬孤立無助的男男女女,獲得生機。(本文取材自《IBM,MBA與吃角子老虎》一書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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