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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青藏鐵路通車,從歷史淵源、地緣政治著眼,作為廿一世紀的台灣人,至少應該了解十九世紀或更早期歐洲帝國主義侵略亞洲的歷史,以及因而衍生出今日錯綜複雜的關係。

  鴉片戰爭後,歐洲列強看出滿清帝國只是一隻紙老虎,因而加緊對亞洲侵略的腳步。英國原已占領印度沿海若干要衝地區,1849年正式把比它本土大若干倍的印度半島全部納入版圖,傾全力經營開發,把鐵路直築到喜馬拉雅山腳下。就因為翻過高山即可搭火車直通印度洋岸,在經濟力量驅使下,西藏與印度間的交通運輸,遠比與大陸內地來往方便。

  若無喇嘛教閉關保守的本質阻擋,英國勢力恐怕早已伸入西藏。幼年時我弄不懂,為何中文裡的西藏,在英文裡變成了Tibet。直到歷史課本記載,貞觀十五年(641),唐太宗將文成公主下嫁給吐蕃王松贊干布,松贊親自到黃河河源迎親。老師說「吐蕃」兩字發音應作「吐博」,才恍然大悟,原來這是藏語直譯為英文的結果。

  喜馬拉雅山腰的兩個小國--不丹(Bhutan)與尼泊爾(Nepal)現在雖是聯合國會員國,但在十九與二十世紀裡,都是英國的保護國。印度脫離英國獨立後,依照雙方友好合作條約,不丹在外交關係方面須接受印度的「指導」,該約至今仍然有效。另一個山麓也信奉藏傳佛教的小國錫金(Sikkim)則在十九世紀末就被併入印度版圖了。

  暫且離開西藏,向東北方向看,建立大清帝國的滿族人發源於東三省;入主中原後,自然以經營富饒的內地十八省為主,對更往北走,天寒地凍的西伯利亞毫無興趣。而俄羅斯帝國從彼得大帝(1672~1725)時開始,向亞洲發展的首要目標,是尋找一個不凍港。滿清皇朝認為當時的「羅剎」(Russia)蠻子可憐,他們自願挨凍受苦,就讓他們去吧,並未加以干涉。

  彼得大帝用了一個叫白令(Vitus Bering)的丹麥人,兩次西伯利亞探險,發現了白令海峽,從此以他為名。康熙二十八年(1689)清朝與帝俄簽署有拉丁文、中文與俄文三種版本的尼布楚條約(Treaty of Nerchinsk),糊裡糊塗地承認了帝俄在西伯利亞的主權;究竟喪失多少疆土,各家計算方法也有很大出入。雍正五年(1727)又與帝俄簽署恰克圖條約(Treaty of Kiakhta),劃定外蒙與西伯利亞的邊界。

  由此可知,英國是取得印度後,開始向北覬覦西藏。而俄國則是先直指遠東,抵達海參崴後,才折回頭從中亞南下,直逼印度。兩個帝國主義在十九世紀裡,相會於今日從印度往北的廣大地區,西洋史稱之為「大競賽(The Great Game)」,歐美大專教科書裡都有述。

  不止英俄,日本和德國也想湊熱鬧。那時的拉薩充滿假冒僧侶或學者的各國間諜。英國於是先下手為強,1903年底,駐印總督寇松勳爵(Lord Robert Curzon)派榮赫鵬(MacDonald Younghusband)率兵五千加民伕五千入藏,次年八月兵臨拉薩城下,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由布里雅特蒙古籍的德爾智喇嘛(Dorjiev)陪同,逃亡到蒙古的烏蘭巴托,種下西藏尋求獨立的種籽。德爾智其實是帝俄間諜,曾多次到聖彼得堡,遊說俄皇亞力山大二世奪取西藏,未能如願。這段充滿詭異的經過,有許多歐美出版的歷史與遊記為證,唯獨台灣沒有幾個人知曉。

  胡錦濤做過中共西藏自治區書記,自然了解英俄兩國覬覦西藏的歷史。興建青藏鐵路的決策,無疑曾受到他大力支持。當時或許只著眼於開發青藏高原在地底冰凍千年的豐富資源,如今鐵路完工,恰與中國「和平崛起」同時,不免引起從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出發的各種計算,變成北京政府高瞻遠矚、大刀闊斧的戰略布局,給人無限的想像空間。

  大陸早在廿一世紀開始前,就準備面對各種未來對中亞霸權的爭奪戰,先成立《上海合作組織》,籠絡中亞各國;繼而藉反恐為名,口惠而實不至地支持美國對阿富汗的行動。中共對繼承英國勢力範圍的印度也忽略,兩周前出度G8高峰會時,胡錦濤特別與印度總理辛格和俄國總統普丁舉行三國元首會談,發表特別公報,處事圓融,面面俱到,因為目前還不到顯露實力的時候。

  中國完全掌握西藏後,不但威脅印度,更可重整漢唐雄風,與當年 "絲路" 所經國家開創新關係,所獲豈止沿途蘊藏豐富的油氣而已。

(陸以正先生為資深職業外交官/本文節錄自2006年八月七日中國時報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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